每天早起打开手机，没有一个数字比“0”更让人安心。2月25日0—24时，全国除湖北以外，新增确定诊出的病例5例，26个省区市加入了“零新增”的队列；同时，昨天除湖北外新增死亡病例也首次归零。

　　虽然在湖北、在武汉，战疫胶着之势未减，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依然令人揪心，但慢慢的变多的省份风险逐步降低，有助于进一步腾出更多精力复工复产，做好武汉、湖北的大后方。

　　疫情发生以来，从防护物资全面告急到“快没有了”，再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紧平衡”，再到如今“可完全保障一线医护人需要”，许多人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在此过程中，除了广大爱心人士、华人华侨的多方筹措之外，也有不少企业迅速转产、跨界，加入物资生产大军，极大地提高了物资供应能力：有车企紧急增加生产线造口罩，有造空调的集中生产测温仪净化器，饮料企业灌装消毒液，童装公司制作起防护服。套用一个网络热词，也许可以把它们归结为“斜杠工厂”。

　　这背后既有企业家为国分忧、为民纾困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出我国制造业在坚实基础之上迸发出的活力。

　　仰赖于这些富有经验和担当精神的企业家，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工人，成熟完整的供应体系，还有简政放权的推行，这一些企业才能够随“疫”应变，迅速转产、达产，缓解了医用防护物资的紧张局面。

　　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国原本并不缺口罩。此前，我国口罩日产量为2000多万只，占据全世界的半壁江山，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出口一部分。

　　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败了原本的供需节奏，不仅医护人员需求量暴涨，口罩也成为全国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消耗品。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当前的消耗量是平时的100多倍。再大的“世界工厂”，要满足14亿人的集中需求，恐怕也要捉襟见肘。加上又是春节假期，企业产能停摆也是个问题。

　　关键时刻，很多企业冲了上去。2月5日，富士康的生产基地下线日，上汽通用五菱汽车生产出第一批防护口罩，新改造的12条生产线万个。以每个方舱医院每日6万个左右的口罩需求来计算，这个工厂每天能够支撑起一个方舱医院一个月的使用量。

　　昨天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的人介绍，2月22日，全国医用N95口罩的产能达91.19万只，是2月1日的8.6倍，“可完全保障武汉6万多一线医护人需要”；口罩的日产量已达到5477万只，比2月1日增长2.8倍。

　　1月31日，比亚迪公司下达生产消毒凝胶任务；2月5日有关产品研发成功；2月12日第一条生产线日，比亚迪又将原计划日产10万瓶的产能扩大至30万瓶。陕汽控股主动承担起护目镜的生产任务，分头攻坚模具、注塑等工艺细节，落实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仅2天时间就完成了生产护目镜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成功装配护目镜样品，达到防疫使用上的要求，当前日装配产能3000只以上。

　　如果说，不计得失的转产源自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中国制造”背后发达的供应体系和成熟的技术团队，则给了这一些企业跨界的底气和效率。中国制造不单单是无数工厂的集合，更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网状结构。产业完备、分工细致、高效协作、信息通达，是我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韧性的一个侧面。

　　不只是那些大企业，还有些中小企业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担当。据焦点访谈报道，江西新余的企业主阮昭平经营着一家饮料生产企业，疫情发生后，他投入了四五百万对生产线做改造，原来稀释、分装饮料的生产线消毒液。由于消毒液有腐蚀性，一旦分装生产消毒液，这条生产线就无法再生产饮料。但阮昭平还是下定决心要转产，作为一名，他对“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或许有更深的理解。

　　据天眼查统计，以工商注册变更信息为标准，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7日，全国有超过3000家企业营业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业务。都说资本的嗅觉最灵敏，但这次，跨界恐怕不只是为了“钱”。

　　因时而变的，不仅有这数千家紧急转产的企业，更有政府部门在特殊时期开辟的绿色通道。

　　在北京，餐饮企业要转产预包装食品，告知承诺即可。企业在电子化申报系统中做出相关承诺，监管部门将直接在线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段时间以来经营受困的西贝餐饮，有意将中央厨房升级为食品生产企业，将餐食半成品制成预包装产品。北京市监局抽调专人组成服务小组，协助企业解决改造厂区、调整设备等困难，并在西贝告知承诺当天，发放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在江苏，老牌企业“红豆集团”一夜之间将西服车间改造成防护服生产车间。这要得益于无锡市开启的疫情防控应急生产快速审评通道，在快审机制下，多数防护物资企业的转产申请从开始申报到产品下线平均用时一周左右。有关部门还积极协调保障生产原料、帮助解决跨省运输难题，为相关企业尽快复工、尽早达产创造条件。

　　在福建莆田，“你转产，我补贴”。莆田市工信局曾发布的紧急通知，明确鼓励企业通过扩产、转产、新建等方式加快生产口罩和防护服。对于2月6日前购置设备安装到位并生产的，按照设备购买金额的60%给予补助；2月15日前购置设备安装到位并生产的，按照设备购买金额的50%给予补助。

　　真金白银的补贴，自然是疫情下的“非常之举”；但快审快批、告知承诺等制度，则是这些年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大方向的延续。只不过，过去以审核天数来考量效率，如今则以“小时”为单位。

　　“患难见真情”，“真情”既可以指“真情实感”，也可以指代“真实情况”。越是在疫情这样的紧要关头，也越能发现很多“真实情况”——当下的审批流程中，有哪些是必须必要的，哪些是可以删繁就简的；哪些能够最终靠灵活调整来减轻企业负担，哪些又可以用事后监管去代替事前审核。

　　期待这次“大考”，能将某些高效率的审核方式固定下来，将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内容延续下去。经济落下的功课，用服务提效去补。

　　数千家企业转产、增产医疗防护物资，对当下的疫情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也必须看到，口罩、防护服等是疫情期间的刚需，疫情结束之后，需求又会急剧萎缩，对此无论是相关企业、还是有关部门，都不妨早做打算，妥善处理好后续工作。

　　此前，据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负责的人介绍，随着新的口罩全自动生产线月底我国将日产各类口罩1.8亿只。这一个数字是疫情发生前日常产量的9倍。

　　可以预料，随着民众“口罩文明”的提升，即便疫情结束，口罩需求量也会有明显上升。国家发改委也曾表示，疫情过后富余的产量，政府将进行收储。另外，出口也将是消化富余产能的重要途径。

　　也得看到，目前的生产线势必要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闲置下来，对这些机器该怎么样利用也有必要提前考量。部分企业或许完全是出于责任感进行转产，对机器等成本没有计入考量，但任由机器落灰也是资源浪费。如何存储或有效利用这些闲置机器，国家相关部门不妨及早设计方案。

　　企业改行生产口罩、防护服，也势必影响原有订单的正常交付。例如，青岛一家生产外贸服装的企业转产防护服，原有的300多万美元的订单只能拖到半年后，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损失，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为企业及时出具不可抗力的事实性证明。

　　对此，中国贸促会已经下发了通知，对疫情影响导致没办法如期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可为企业办理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各地有关部门也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工作，若企业遇到合同纠纷，也不妨多方协调，适时提供法律援助，以帮企业减少损失，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落实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相关政策。

　　另外，前文也提到，部分生产线在转产之后，无法再恢复到原有生产线，一些企业主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损失，当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对这些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良心企业家”也不妨持续地予以关注，在厂房审批、贷款申请等方面予以相应的支持。

　　归根到底，在这场战“疫”中，数千企业在后方的“紧急驰援”，是前方不可或缺的弹药补给。企业有担当、政府保服务，这种高效合作，让社会看到了政企联动、同心同德所激发出的强大潜能，而这也是这次疫情应对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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